全赖同村的一个初中同学不想读高中了，使得我有机会在宁协农中得到一个读书机会（否则就没有后面的故事）。当然，不是我读书成绩差（初中毕业时班上可是前三名）而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，没有得到推荐上高中的机会。这些事，现在的年轻人来听起来象是天方夜谭，不可思议。可那是文革，就是这样。
   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喜欢思旧，就象老人喜欢唠叨一样，在这里和年轻人说一些小故事。
   那时候天台的高中每区都有，有些区就有好几所，象平桥区，就有平桥中学，屯桥中学，宁协农中，下王农中。家庭成份是贫农的，或者家长是党员的都上平中或屯中了，其他的人只能上农中。
   说是农中，其实农业劳动的时间也不多，一星期半天。农家子弟，农业劳动也没什么可怕，学校里有几亩田，全是我们这些学生种的。寺后村的田里蚂蝗特别多，几乎每个同学都被那小东西咬过。
   那时候寺后村还没通电，学校也没有学生宿舍。因此学生就象当然八路军一样，分散住在老乡家里，一般四五个人住一间，可以自己找地方住，也可以是学校代为联系，房租一般是一学期一元钱，都是象征性的，那时也没有现在这种商品观念。找些稻草垫一垫，铺上草席就算住下了。
   刚读高中时，整个社会都不怎么抓教学质量，怕被扣上“分数挂帅”的帽子。那时交白卷可以上大学，都要“反潮流”。因为毛主席说过“开卷有益”，被那些教条主义的人用来当作开卷考试的金科玉律。不过我们的学校好象还行，教学都正常进行。夜自修大家各自拿着煤油灯来教室(住所是无法读书的)，家里穷的，只能和同学打哈哈借光了，每每自习结束，鼻孔都被熏成烟囱了。不过后来有了汽灯，我每晚负责发汽灯，打气，加油，光线可是好多了，再也不用每天打扫烟囱了。
   那时候的口号是抓革命，促生产。不过革命是抓了，生产却没有上去，粮食严重不足。我们队只能分到6成口粮，我当时的年口粮是450斤，6成即270斤，这270斤不全是稻谷，而是所有杂粮的总和(5斤蕃薯折一斤稻谷)。这无疑影响我求学时的温饱。吃不饱那是很正常的，最惨时，一星期只吃一升米（约1.6市斤），可以想象正在长身体的我一餐吃一两米是怎样熬过来的。那次星期一早晨，看着米缸里仅有的二升米，我不忍心全部拿走，家里还有七八个人也等着这米下锅。在学校没米了，就蒸二个蕃薯打发一餐。后来蕃薯也吃完了，就吃蕃薯粉渣头，那是蕃薯磨粉后留下的渣子，喂猪猪都不吃，但人得吃，不吃吃什么去？
   家境贫寒者也不止我一个人，故而也没感觉有什么难堪，老师也体谅我的窘况。我没有衬衣，大热天穿一件黄军装（卡其的，那时候军装是流行服装），西晒的教室里酷暑难挡，受不了时就将那累赘去掉，光着上身听课，老师也不责备我无礼。其实有几个老师也和我一样，连一张完整的凉席也没有。
   1976年10月，随着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，教学质量也比以前抓得紧了。到了1977年底，恢复了考试形式的高校招生制度，由于停止了十年的高考重新恢复，对考生不作任何要求，那年我高二，由于成绩优秀，学校推荐我和另一位同学“赖头”（其实只是头上有一个很小的疤，可我一直到现在还这么叫他，而且我现在比他“赖”得厉害多了）作为在校生参加高考，可我没敢答应，我回家告诉父亲，“学校让我参加高考”。父亲说，“那你就参加吧”。我说：“那可要五角报名费的”。“报名费我给你”。这样就参加了高考。在通过初试后，再参加正式高考（以后就没有初试这一道程序了）。分数过了录取线，可就是没被录取。一打听，才知对在校生有特殊政策，杠子比一般考生高一些。没录取对我也没有什么打击，反正过半年再考就是了。
   我们小时是不学普通话的，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用天台话教的，老师也不会说。大概高一吧，我们请本校的一名小学老师教我们拚音，于是我们象小学生一样波坡摸佛开始学，学了5个早读课，就算结业了。老师当然要考试，于是让每个学生读一段，轮到我念那一段“长夜中过来的人深感红太阳的温暖，红旗下成长青年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”后，老师说：你参加校宣传队吧，你的普通话真好（其实只是不象天台话而已）。于是就参加了宣传队。
   所谓宣传队只是在节日时临时凑在一起排几个节目，没有任何道具，那台破风琴是唯一的一件乐器。那时候刚刚开始拨乱反正，一切传统的东西仍是大毒草。一位副校长用那破风琴弹了一段“孟姜女”，不想被我听见，我大喊一声：谁在复古？（就象我后来我喊不许砟柴一样响）琴声戈然而停。校长一定在想：这家伙年纪不大竟然知道“孟姜女”，还大声喊，不让我弹。记得一次是庆祝粉碎四人帮，歌颂华国锋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越剧表演唱，我和另一小姑娘担任朗颂，风琴是不能伴奏越剧的，故而只能是清唱。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越剧，这段由天台更新剧团创作的越剧尽管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听惯了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”歌曲的我，被其委婉的唱腔深深地打动，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好听的东西（辅导我们排戏的龚老师听到“洪湖赤卫队”解禁了，抑制不住激动，对着我们唱起浪打浪）。从这以后我就喜欢上越剧了，越剧一直陪伴我到如今。
   尽管艰苦，对学习到也很有兴趣，我特别对喜欢数学，经常做一些书上没有的公式推理，当然许多是无用功，但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高中最后一个学期，我在数学老师那里发现一本高等数学教材，便拿来看，那时我们进老师宿舍就象进自己房间一样随便(当然是要好的老师)，老师宿舍也是他的办公室。那时书店除了教材就是红宝书，大批判的书了，根本不可能有这类高等数学的书。我看了一部分后爱不释手，就想据为已有，看看老师很长时间没有发现，就真的占为已有了。想想孔乙已的窃书不能算偷的理论，真想让他成为真理和共识，也好让我的心理负担减轻一些（这件事是第一次披露）。在那个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，我能偷那本书来读，我想我的老师也会原谅我的。这本书在我高考后在家的日子里，将它全部消化了。
   在第一次高考后半年，也即1978年7月，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，分数上线了。那时也没有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之分，反正只要能考上大学，不管什么大学都行，那时候农民和居民身份壁垒森严，能不能上大学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界线。所以我填了愿意服从分配，愿意到新疆西藏等边疆。我妈知道后哭了。尽管是实行考试选拨制度，但还要过政审一关，我们村里一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处告状，说我家社会关系不好，还有一革领组成员的子女甚至说：象他这样的人也好读大学，阶级斗争就不用斗了。不过最后我还是接到录取通知书了。现在的人根本就想不通，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疯狂，我们家和他们一点冤仇也没有啊！仅仅因为我外公是地主成份（我根本就没见过）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被剥夺当兵的机会，读书的机会，我排行最小，也是我运气最好，在我读高二时恢复高考了，不再强调家庭出身了（后来我妈常说，要是毛主席早点死就好了，我们兄弟姐妹大多可以上大学了）。
   在等待通知书时，我就在家里的阁楼上继续读那本宝贝似的高等数学，三十七八度的高温，汗流浃背全然不顾，我妈看着也可怜，感叹道，读点书也真不容易！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到了9月下旬，还没有接到通知书，有许多人都已经上学去了。我也心烦，不过不象现在的考生落榜这样失落，因为那时没有上大学的心理期望，考上了算是运气，考不上也是本来的命运。我妈也让我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，于是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什么农活都干，割稻，插秧，挑粪，耘田。可我的底分少得可怜，只有3分半，而当年的工分值是2角6，也就是干一天活只能得9分钱的报酬。于是我找那些不按底分记分的重活累活干，象挑猪栏就是不按底分记工分，而是每天评一次。我总是评得和那些男劳力差不多的工分。
   每天参加生产队里劳动，回家后精疲力尽，我几乎将上大学的事忘记了。10月上旬的一天，我正挑着空粪桶准备出工，有人对我喊：你的通知书到了。我还不太相信，说不要开玩笑。那人说：真的啊，邮递员在操场等你盖章呢。我扔下粪桶拨脚就跑，回家找出那个同学帮我刻的私章，一溜烟跑到操场，果真有邮递员在等我，我气喘嘘嘘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挂号信，双手抖得厉害，怎么也拆不开那个牛皮纸信封，还是邮递员帮我拆了，里面真是录取通知书啊！！全村的人马上就知道了，我可是我们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啊！我真是扬眉吐气，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想想我们家这许多年受人欺侮，现在终于有了那些人羡慕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了。
   那一年，我16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