« 上一篇下一篇 »

我的高中生活

全赖同村的一个初中同学不想读高中了,使得我有机会在宁协农中得到一个读书机会(否则就没有后面的故事)。当然,不是我读书成绩差(初中毕业时班上可是前三名)而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,没有得到推荐上高中的机会。这些事,现在的年轻人来听起来象是天方夜谭,不可思议。可那是文革,就是这样。
   随着年龄的增长,越来越喜欢思旧,就象老人喜欢唠叨一样,在这里和年轻人说一些小故事。
   那时候天台的高中每区都有,有些区就有好几所,象平桥区,就有平桥中学,屯桥中学,宁协农中,下王农中。家庭成份是贫农的,或者家长是党员的都上平中或屯中了,其他的人只能上农中。
   说是农中,其实农业劳动的时间也不多,一星期半天。农家子弟,农业劳动也没什么可怕,学校里有几亩田,全是我们这些学生种的。寺后村的田里蚂蝗特别多,几乎每个同学都被那小东西咬过。
   那时候寺后村还没通电,学校也没有学生宿舍。因此学生就象当然八路军一样,分散住在老乡家里,一般四五个人住一间,可以自己找地方住,也可以是学校代为联系,房租一般是一学期一元钱,都是象征性的,那时也没有现在这种商品观念。找些稻草垫一垫,铺上草席就算住下了。
   刚读高中时,整个社会都不怎么抓教学质量,怕被扣上“分数挂帅”的帽子。那时交白卷可以上大学,都要“反潮流”。因为毛主席说过“开卷有益”,被那些教条主义的人用来当作开卷考试的金科玉律。不过我们的学校好象还行,教学都正常进行。夜自修大家各自拿着煤油灯来教室(住所是无法读书的),家里穷的,只能和同学打哈哈借光了,每每自习结束,鼻孔都被熏成烟囱了。不过后来有了汽灯,我每晚负责发汽灯,打气,加油,光线可是好多了,再也不用每天打扫烟囱了。
   那时候的口号是抓革命,促生产。不过革命是抓了,生产却没有上去,粮食严重不足。我们队只能分到6成口粮,我当时的年口粮是450斤,6成即270斤,这270斤不全是稻谷,而是所有杂粮的总和(5斤蕃薯折一斤稻谷)。这无疑影响我求学时的温饱。吃不饱那是很正常的,最惨时,一星期只吃一升米(约1.6市斤),可以想象正在长身体的我一餐吃一两米是怎样熬过来的。那次星期一早晨,看着米缸里仅有的二升米,我不忍心全部拿走,家里还有七八个人也等着这米下锅。在学校没米了,就蒸二个蕃薯打发一餐。后来蕃薯也吃完了,就吃蕃薯粉渣头,那是蕃薯磨粉后留下的渣子,喂猪猪都不吃,但人得吃,不吃吃什么去?
   家境贫寒者也不止我一个人,故而也没感觉有什么难堪,老师也体谅我的窘况。我没有衬衣,大热天穿一件黄军装(卡其的,那时候军装是流行服装),西晒的教室里酷暑难挡,受不了时就将那累赘去掉,光着上身听课,老师也不责备我无礼。其实有几个老师也和我一样,连一张完整的凉席也没有。
   1976年10月,随着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,教学质量也比以前抓得紧了。到了1977年底,恢复了考试形式的高校招生制度,由于停止了十年的高考重新恢复,对考生不作任何要求,那年我高二,由于成绩优秀,学校推荐我和另一位同学“赖头”(其实只是头上有一个很小的疤,可我一直到现在还这么叫他,而且我现在比他“赖”得厉害多了)作为在校生参加高考,可我没敢答应,我回家告诉父亲,“学校让我参加高考”。父亲说,“那你就参加吧”。我说:“那可要五角报名费的”。“报名费我给你”。这样就参加了高考。在通过初试后,再参加正式高考(以后就没有初试这一道程序了)。分数过了录取线,可就是没被录取。一打听,才知对在校生有特殊政策,杠子比一般考生高一些。没录取对我也没有什么打击,反正过半年再考就是了。
   我们小时是不学普通话的,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用天台话教的,老师也不会说。大概高一吧,我们请本校的一名小学老师教我们拚音,于是我们象小学生一样波坡摸佛开始学,学了5个早读课,就算结业了。老师当然要考试,于是让每个学生读一段,轮到我念那一段“长夜中过来的人深感红太阳的温暖,红旗下成长青年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”后,老师说:你参加校宣传队吧,你的普通话真好(其实只是不象天台话而已)。于是就参加了宣传队。
   所谓宣传队只是在节日时临时凑在一起排几个节目,没有任何道具,那台破风琴是唯一的一件乐器。那时候刚刚开始拨乱反正,一切传统的东西仍是大毒草。一位副校长用那破风琴弹了一段“孟姜女”,不想被我听见,我大喊一声:谁在复古?(就象我后来我喊不许砟柴一样响)琴声戈然而停。校长一定在想:这家伙年纪不大竟然知道“孟姜女”,还大声喊,不让我弹。记得一次是庆祝粉碎四人帮,歌颂华国锋,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越剧表演唱,我和另一小姑娘担任朗颂,风琴是不能伴奏越剧的,故而只能是清唱。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越剧,这段由天台更新剧团创作的越剧尽管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,听惯了“东风吹,战鼓擂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”歌曲的我,被其委婉的唱腔深深地打动,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好听的东西(辅导我们排戏的龚老师听到“洪湖赤卫队”解禁了,抑制不住激动,对着我们唱起浪打浪)。从这以后我就喜欢上越剧了,越剧一直陪伴我到如今。
   尽管艰苦,对学习到也很有兴趣,我特别对喜欢数学,经常做一些书上没有的公式推理,当然许多是无用功,但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高中最后一个学期,我在数学老师那里发现一本高等数学教材,便拿来看,那时我们进老师宿舍就象进自己房间一样随便(当然是要好的老师),老师宿舍也是他的办公室。那时书店除了教材就是红宝书,大批判的书了,根本不可能有这类高等数学的书。我看了一部分后爱不释手,就想据为已有,看看老师很长时间没有发现,就真的占为已有了。想想孔乙已的窃书不能算偷的理论,真想让他成为真理和共识,也好让我的心理负担减轻一些(这件事是第一次披露)。在那个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,我能偷那本书来读,我想我的老师也会原谅我的。这本书在我高考后在家的日子里,将它全部消化了。
   在第一次高考后半年,也即1978年7月,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,分数上线了。那时也没有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之分,反正只要能考上大学,不管什么大学都行,那时候农民和居民身份壁垒森严,能不能上大学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界线。所以我填了愿意服从分配,愿意到新疆西藏等边疆。我妈知道后哭了。尽管是实行考试选拨制度,但还要过政审一关,我们村里一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处告状,说我家社会关系不好,还有一革领组成员的子女甚至说:象他这样的人也好读大学,阶级斗争就不用斗了。不过最后我还是接到录取通知书了。现在的人根本就想不通,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疯狂,我们家和他们一点冤仇也没有啊!仅仅因为我外公是地主成份(我根本就没见过)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被剥夺当兵的机会,读书的机会,我排行最小,也是我运气最好,在我读高二时恢复高考了,不再强调家庭出身了(后来我妈常说,要是毛主席早点死就好了,我们兄弟姐妹大多可以上大学了)。
   在等待通知书时,我就在家里的阁楼上继续读那本宝贝似的高等数学,三十七八度的高温,汗流浃背全然不顾,我妈看着也可怜,感叹道,读点书也真不容易!可随着时间的流逝,到了9月下旬,还没有接到通知书,有许多人都已经上学去了。我也心烦,不过不象现在的考生落榜这样失落,因为那时没有上大学的心理期望,考上了算是运气,考不上也是本来的命运。我妈也让我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,于是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什么农活都干,割稻,插秧,挑粪,耘田。可我的底分少得可怜,只有3分半,而当年的工分值是2角6,也就是干一天活只能得9分钱的报酬。于是我找那些不按底分记分的重活累活干,象挑猪栏就是不按底分记工分,而是每天评一次。我总是评得和那些男劳力差不多的工分。
   每天参加生产队里劳动,回家后精疲力尽,我几乎将上大学的事忘记了。10月上旬的一天,我正挑着空粪桶准备出工,有人对我喊:你的通知书到了。我还不太相信,说不要开玩笑。那人说:真的啊,邮递员在操场等你盖章呢。我扔下粪桶拨脚就跑,回家找出那个同学帮我刻的私章,一溜烟跑到操场,果真有邮递员在等我,我气喘嘘嘘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挂号信,双手抖得厉害,怎么也拆不开那个牛皮纸信封,还是邮递员帮我拆了,里面真是录取通知书啊!!全村的人马上就知道了,我可是我们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啊!我真是扬眉吐气,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想想我们家这许多年受人欺侮,现在终于有了那些人羡慕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了。
   那一年,我16岁。